我苗實認為,在中國有兩件奇事,實質上得的是同一個病,即把綜合的因素看成單一的因素,走向極度片面化,出現(xiàn)嚴重不良的畸形發(fā)展。第一件奇事,是中國教育,唯分數(shù)論,分數(shù)好就是好學生,否則就是壞學生,這極大扭曲了青少年的身心,非常不利于融入社會,進而改造社會??梢哉f,青少年健康成長,不是分數(shù)能單一說了算的事情,而是綜合的因素。分數(shù),只與智商有關。但是,人還有情商,沒有情商的訓練,同樣不能成為一個完善的人。有關研究表明,大凡成功,都是智商與情商相結合的產物,而單一的智商高,或單一的情商高,都極難成功。一個學生,如果出現(xiàn)高分低能,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情商的缺陷,造成了智商與情商之間失去了應有的平衡。譬如,有的博士除了讀書,不會談對象,甚至在為人處事方面非常欠缺,導致人際關系緊張,不能適應社會需要。所以說,中國的教育應該在開發(fā)提升智商的同時,開發(fā)提升情商,這樣才合理全面,有利于健康發(fā)展。我苗實曾經說過,學生考試得個75%的分數(shù),就已經很好了,實在沒有必要得什么90%。為什么要留這個余地?就是為了讓學生玩好,多看課外書,多參加各種社會活動,取得全面發(fā)展。第二件奇事,是中國經濟,唯增長論,高增長就是好,否則就是壞。試問,這造成了什么呢?環(huán)境大破壞,資源大浪費,貧富差距懸殊,社會保障低下,政府主導市場扭曲,無視效率公平,等等。更進一步講,為了增長而增長,付出的代價遠遠超出了正常范圍,除了增長貌似發(fā)亮,其他方面有苦難言,漆黑一片??梢哉f,增長是財富范疇,本質上企業(yè)才是真正的財富增長主體,而政府不是。那么,政府是什么呢?政府是社會公共管理主體,譬如宏觀調控,市場監(jiān)管,社會保障,生態(tài)保護等等。也就說,增長高低,主要由企業(yè)發(fā)展的起伏所決定,而與政府關系不大。試問,政府需要做什么呢?搞好服務,在民主法治的約束下,給企業(yè)營造公平競爭的環(huán)境,讓老百姓在文明有序的社會中快樂工作和幸福生活。當我苗實發(fā)表了《是弱政府,還是強政府?》一文后,網友伯牙斷琴評論道,是弱政府,還是強政府?舉一個例子,為了一次APEC會議,在標榜是依法治國的國度,有六個省市超過6萬家合法企業(yè),未經任何司法程序,僅僅通過行政文件被停產,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思議的事,而在我們國家竟然實現(xiàn)了。事實上,這與市場經濟理論嚴重相背道而馳。誰渺小,誰強大?總之,唯分數(shù)論也罷,唯增長論也罷,這兩件奇事的病都在極度片面化,沒有為其他方面的發(fā)展留有余地。在建筑學上,有一個特殊的名詞叫“伸縮縫”,意謂建筑物之間彼此不能完全緊連一體,必須在適當距離內留一個伸縮的空間。橋梁,馬路,房屋等,乃至平地鋪設磚塊,都必須留有伸縮縫,以防空氣冷熱變化時結構體收縮膨脹的需要。星云大師說過,雕刻家在塑造人物時,總是鼻子大,眼睛?。灰驗榇蟊亲涌梢宰冃?,小眼睛可以放大,這是雕刻的秘訣。人生在世,在處理事物方面難免會有估計錯誤的時候,太過于刻板的嚴密計劃會導致大錯的根源,凡事還是要預留修正的空間。尤其在待人接物時,話不可說滿,事不可做絕,預留余地,才有回轉的空間。佛語云,福莫享盡,要留余德;勢莫使盡,要留余力;話莫說盡,要留余地;事莫做盡,要留余路;情莫散盡,要留余韻;心莫用盡,要留余量。
朱大可先生指出,在西方教育發(fā)達國家,分數(shù)只占總分的60-70%,還有30-40%屬于天賦,品德,社會組織和交往能力,這些方面的成績,需要通過組織校園社團,參加社會活動,投身公益事業(yè)的情況來綜合評估。考分這玩意兒,的確能看出你應付考試的智力,但它不是一種綜合智力。考分在100-90之間的學生,由于把主要精力都拿來對付考試了,批判性思維容易出現(xiàn)問題,而考分在89-80之間的學生,反而會因為中毒較淺而變得更有活力。我參加過一個重要的人才資源研討會,許多與會者都表示,如果自己的企業(yè)招人,通常不會到排名前十的大學去挑選,而是選擇第11名到第30名之間的大學。這些學校的畢業(yè)生,有理想而不好大喜功,自信而不狂妄,理性而不僵化,踏實而不鉆營,值得企業(yè)高管花時間精力去加以培育。我也曾去過一個三本學校講課,這所學校為那些善于思考的學生,專門成立了精英學院,每年招收200名學生,它的標準不是分數(shù),而是面試時看你有沒有對社會問題的獨立看法。我跟這些學生座談后發(fā)現(xiàn),他們的思考能力,超過了許多名校學生。所以分數(shù)不是一個衡量學生才能的絕對值。在中國式教育的特殊背景下,你必須學會利用分數(shù),但千萬不要成為它的俘虜。錢穎一先生分析說,好奇心是驅動力,推動我們去探尋。依靠想象力,我們拓展思維空間,使探尋超越現(xiàn)實的局限。而批判性思維讓我們挑戰(zhàn)已有的知識,永遠去尋找新的更好的答案。客觀地說,我們的傳統(tǒng)教育文化是考試文化。在這個文化中,這三條不僅是缺乏的,而且是被視為有害的。本來,人的本性中有這三方面的潛能。但是,我們的教育文化把它們扼殺了。需要說明的是,這一問題與具體學科無關,無論是文科,還是理科,無論是工科,還是醫(yī)科,無論是理論,還是應用,都是一樣的。創(chuàng)新源于好奇心,創(chuàng)新源于想象力,創(chuàng)新源于批判性思維能力。如果一個人學會了人類的全部知識,但若沒有好奇心,想象力,批判性思維能力,他也只能是一個有知識的人,但不可能是一個有創(chuàng)造能力的人。同樣,如果一個國家,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輸知識,而不注重于培養(yǎng)能力,特別是好奇心,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,那么,這個國家可以在經濟發(fā)展的追趕階段表現(xiàn)出色,但很難進入引領世界的地位。最后,我要說的是,經濟的競爭最終是創(chuàng)新的競爭,創(chuàng)新的競爭最終是人才的競爭,而人才的競爭最終是教育的競爭。中國教育的今天,就是中國經濟的明天。
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提出,完善發(fā)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,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,加大資源消耗,環(huán)境損害,生態(tài)效益,產能過剩,科技創(chuàng)新,安全生產,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,更加重視勞動就業(yè),居民收入,社會保障,人民健康狀況。加快建立國家統(tǒng)一的經濟核算制度,編制全國和地方資產負債表,建立全社會房產,信用等基礎數(shù)據(jù)統(tǒng)一平臺,推進部門信息共享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,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,把民生改善,社會進步,生態(tài)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,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排名比高低,論英雄了。此前,中組部也發(fā)出通知,強調不能簡單地把經濟增長速度與領導干部的德能勤績廉劃等號,將其作為干部提拔任用,或作為末位淘汰等的依據(jù)。國家統(tǒng)計局局長馬建堂稱,GDP只是反映了生產的成果,而其中一些資源的消耗,效率的損失,甚至包括地方政府負債等都并沒有加以核算。只有科學核算這些‘減損’,才能比較客觀地衡量一個地區(qū),一個社會,一個經濟體的全面發(fā)展的情況。厲以寧先生說,對GDP,我們應該有正確的認識。第一,要重視GDP的增長質量,而不僅僅是增速。第二,要注意GDP產生過程中所帶來的對環(huán)境的破壞,以及恢復治理環(huán)境所需要付出的成本。第三,GDP是個總量指標,它不能反映經濟結構的狀況。姚景源先生解釋道,GDP核算是經濟學和統(tǒng)計學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科學方法,但是它也有明顯的局限性。第一,它不能表述出為了獲得GDP所付出的代價,不能表述經濟增長方式。比如,產生GDP過程中資源,能源的消耗,以及對環(huán)境損害的計算,等等。第二,它不能表述收入分配的情況。GDP總量雖然增加了,但是收入分配可能不公平,甚至差距越拉越大。第三,它不能表述所有的勞動。比如阿姨在幼兒園照顧孩子創(chuàng)造GDP,但是回家照顧自己的孩子她就不創(chuàng)造GDP。因為GDP的計算只能是通過貨幣交換的勞動才能形成GDP。
許小年先生接受網易訪談時講,經濟發(fā)展的目的不是增長,改革的成就,中國經濟的成就,是不能夠完全用增長來衡量的。我們現(xiàn)在得一種病,這種病就叫做增長病。沒有增長好象就沒有成績,不是這樣的。有可能你百分之十幾的經濟增長,這個經濟中蘊藏了很大的問題,有可能你百分之五的經濟增長反而是健康的,所以不能夠用經濟增長來衡量。當然中國改革開放以后,在過去三十年間平均每年的GDP增長大概在10%左右,這在世界各國的發(fā)展史上是少見的,但不是獨有的,日本在戰(zhàn)后二十年,韓國在戰(zhàn)后二十年都實現(xiàn)過年平均10%的增長,大概高增長持續(xù)了20年,所以我們不是獨有的,但確實是少見的。這是改革開放獲得的經濟成就之一,但這不是改革開放的全部故事,也不是改革開放的終極目標。經濟增長,我們講只是一個手段,終極的目標是什么,終極的目標是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,這是發(fā)展經濟的終極目標。所以,要談應該說改革開放三十年,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發(fā)生什么樣的變化?中國的貧困人口消失了多少?這是最關鍵的。作為一個經濟學家,不是太愿意上來就談增長。這是一個片面的概念,這是一個迷失的概念,這是一個由政府多年倡導給大家腦子里形成的一個習慣性的思維,似乎就是高增長,高增長。你看我們過去幾年的高增長,到現(xiàn)在麻煩來了,就是因為片面的追求高增長,使得經濟內部結構嚴重失衡。失衡的結果是現(xiàn)在國內外的需求一發(fā)生變動,你看我們的失業(yè)率也上去了,工廠的開工下降,企業(yè)倒閉增加,面臨很大困難。什么原因呢?過去片面追求高增長。忘了經濟增長的目的是為了什么?我們不是為增長而增長,不是為數(shù)字而增長,我們應該是為可以持續(xù)的,穩(wěn)定的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為增長。我們把目的忘了,把手段當目的。這種轉變往往是有了教訓才能轉變過來,甚至有了教訓以后都不能轉過來。比如說日本,日本戰(zhàn)后高增長,也是每年10%,一點不比我們差,非???。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增長速度從10%左右降到了4%左右,到九十年代的時候,又從4%左右又降到了1%左右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你日本人要想想為什么經濟增長速度下來了,為什么衰退,而且是常年的衰退?即使有了教訓,它在經濟結構改革的時候,也是推進的速度非常慢。所以我說日本的經濟發(fā)展是“L”型的,就是一掉下來以后,在谷底停了很長時間,到現(xiàn)在走不出來。原因在哪?它不能夠繼續(xù)推動改革,使得它結構失衡長期存在,不能得到及時糾正。